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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保持中国学人的主体性，就必须要重构一套新的学术语言，进行学术语言的去西方化，而以为使用德里达的延异概念，承袭德国的物权理论，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，就有失了中国学人人格的独立性。
因而，实质正义的最高原则，乃是或主要是由宪法所确立的基本价值来体现。相应地，违法性判断绝不单单是在描述与界定行为是否违法的事实，同时更具有面向未来的规诫意味，警示行为人与其他国民可以为或不应为相应的行为。
结果无价值论认为，结果无价值论有一个简单的、基本的规则（保护法益），并且要将这种简单的、基本的规则贯彻到具体境遇中，即以当下特殊的具体境遇中对法益的保护作为行为的基本规则。按Rudolph的说法，法益与对法益的支配权限不仅构成一个统一体，而且支配的对象与支配的权限，在其相互关联的状态中，本身便是构成要件所保护的法益。但这样的结论分明只着眼于刑法体系内部，而未考虑作为宪法基础性价值的人性尊严的问题。在当代，国家的立法与法适用应受实质正义的最高原则拘束，以及法官的法适用不仅要实现立法者的个别目的，毋宁也应实现绝对的法律价值，这种公共确信渐居支配地位。因而，即使是结果无价值论者也不得不承认，警察的职务行为，应以使违法犯罪人员停止违法犯罪行为为限度，而不能简单地进行法益衡量。
[22]在此，其所谓的法益，已与当下的、具体的法益无关，指涉的是未然的、抽象的法益，即其他人的生命。当人们主张，紧急避险的成立只需以法益优越与不得已为条件时，显然没有意识到，没有其他方法消除紧急状况与避险人的窘迫境地，并不足以成为‘特定被害人，承担忍受义务的根据：为什么仅仅因为他人为救助其法益而有急需，一个与紧急状况无涉的个体就应当放弃自身的法益？[32]放弃手段的相当性要求，必然导致过于扩张紧急避险适用范围的效果，得出有违普通人的朴素正义感的结论。如果异议人士是正确的，这场战争和征兵法乃是对某一公民集团极不公正的国家犯罪，则法院应拒绝司法管辖权的观点便会遭到极大的削弱。
若每个人都去顺从他对法院将如何行事的猜测，社会及其法律未免煞是蹩脚了。可Griswol院长与那般赞同他观点的人，仿佛依赖的却是个根本的道德观点，便是听任异议分子不受惩罚，不仅不切实际，而且也不公平。是宪法使我们惯常的政治道德与有效性问题联系起来。他不应感到吃惊，亦不应觉得痛苦。
然而，女生们的处境却不同于那些应征入伍的人。若果如异议人士宣称，我们在越南的军事行动荒谬不经，刚愎自用，则我们加于适龄者的义务便不合理，也便是违宪的。
对这些规则的支持，主要来自其所促进的经济与社会政策之所谓功利。若是商议行动只能够说服少数几人去抵制，而这些人若无商议行动则将无动于衷，则施加限制的价值只是微不足道。（f）该法律既将意图抵制征兵法规定为犯罪，便镇压了反对这场战争的人，因在道德上根本就无法做到这样的一点：既证明该战争极不道德，又不去鼓励和援助那些拒绝参战的人。只要达成了制度化的判决，他便必须对 该判决恪守如仪，纵然他会认为其为错误。
在1940年，最高法院曾经判决，西弗吉尼亚州要求学生向国旗敬礼的法律合宪。（2）假若法律本身便是可疑，他可以遵循其自己的判断，这便是指，若他认为法律准许的情形强于不准许的情形，他便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国会可以通过对其它政策进行调整与妥协，求得履行其对于异议人士的责任。举例讲来，保护人们不受人身伤害的法律，保护人们的财产不受破坏的法律，便代表了这一种判决，而这乃是反对容忍夹杂了暴力的公民不服从之甚为有力的理由。
如若我们接受这些观点，法律家们自会承认，这一些道德观为下面的宪法观论证提供了基础：（a）宪法规定国际条约乃是国内法的组成部分，而美国既是国际条约与公约的缔约国，这些条约和公约规定，异议人士认美国正从事的这一场战争行为属于非法。由于上文所述的理由，则法院的判决并未曾使得法律一劳永逸。
因此我认为，我们对那些出于良知不服从征兵法的人负有责任。与之相关的问题在于：既要尽最大可能，准许对基于良知的异议人士的宽容，同时又要将其对政策的作用降至最低，可以寻求到怎样的手段？在这一情形里，政府的宽大责任有多强——良知能够涉及到多深的程度，而法律终竟变得无效的情形有多大的可能？争论中的政策重要性如何——干预此项政策是否要付出太大的代价？毫无疑问，这些问题未免太过简单，可它们毕竟能够联想到必得做出的选择的核心。
我们的实践，要求法律专业和法学院对这一判决进行批评，而异议的记录，在此亦会颇具价值。立法机构通过的每一方案，都不外乎混合了政策与约束性的原则。在达成考量的过程当中，他必得考虑到的，还不仅是旁人会受到多大程度的伤害，还包括法律会如何评估这些伤害。比方说，假设某纳税人相信，他不该被要求为某些种收入纳税。若不惩罚违反征兵法的人，应征入伍者们或许会征召得更快，或者送到更危险的岗位。这一总的结论，或许会使某些法律家大为惊愕。
若是我们相信，当某法律可疑时，那些遵循自己对此法律判断的人，其行事或许会正当，则不将此一观点，扩展到那些对同样事情进行判断的异议人士，看来便是错误的。无论如何，绝大多数人不欲做如此的改变，因他们觉得，这会使社会变得更其糟糕。
诚然，他说，按我的观点，这一准则与[Abrams案当中」并不一致，然而在那一案件当中，我对此表达了极尽深切的信念，令我至今亦无法相信它……会使法律变得铁定无争。在征兵法的案件当中，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均为否定：对于此一战争颇有些矛盾心理，且对于征兵法里涉及的道德问题，其范围亦存在着不定与无知。
公民忠诚的对象是法律，而不是任何人对法律解释的观点。至于为何法院即使认可征兵法，亦应在此种情况下做出无罪判决，乃具有着有力的理由。
若是任何法院都未曾就这一问题做过判决，而总起来讲，某人又认为法律站在他的一边，则我们的绝大多数法律家和批评家都会认为，他遵循自己的判断根本就恰当之至。目前的异议乃是基于如下的道德反对理由：（a）美国在越南使用了不道德的武器和战术。这样一来，人们会指责我认定这样的观点，即就任一法律问题而言，总能在自然法当中找到个正确的答案，抑或这答案就锁在某种超验的保险箱当中。而受到征召却拒绝入伍的人，他们的情形则较为复杂。
进入专题： 公民不服从 。它们绝非仅仅系于这样的判断，即通过取消种族隔离，国家旁的政策会得到最好的实施。
在我们能把这一些观察用于反抗征兵法的问题之前，尚有一个重大问题存在。那些相信在越南的战争本身就是个奇异错误的人，势必赞同该法律中更能够达成和平的任何修改。
（c）美国在越南并无生死攸关的利益，足以明确证明，迫使其部分公民在那里冒生命之险乃为正当之举。或许这些理论家的意思是讲，这些实践甚不合理，原因在于它们植根于无效的假设，或者出于其它的理由。
那么，国会既然分担着宽大的责任，又可以做些什么来纾缓此种危险？ 国会可以复审所讨论的法律，以了解能够给予异议人土多大的宽大便利条件。它诚然压制了良知，且或许就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。自然，法院或许即坚称这样的观点，认为一般而言，或者运用于当下案件中的被告，征兵法在某些方面违反了宪法。他们会盼着当局惩罚所有认定自己有此特权的人，只要事实还未曾表明他们犯了错误——而出于社会整体的利益，他们是不认定自己具有这种特权的。
若诸如此类的实际后果，证明了不可强制推行禁令，这样的后果何以就不能证明对出于良知的过犯应该容忍？ 谁若认为出于良知违反征兵法的人永远该当受罚，他便需表明，并无充分的理由行使自由裁量权，要么他们必得找到相反的理由，能比那一些理由更其重要。若国家从不对异议分子进行起诉，则法院便无法依照经验以及不同意见引发的争论来行事。
其一，它将公民置于不公正的地位——要么冒着严重的危险去行事，要么认可对他的生活施加较之立法机关的授权更其严格的限制：一如我前面论证的，作为社会行为模式，这根本就不可以接受，在这种情形下，他应去假设最坏的结果。若是在最高法院裁决该法律为有效、或者政治问题的原则能够适用之后，异议的行为仍然持续不断，则基于我所提及的理由做出的无罪宣判便不再适当。
或许不会的——有社会压力存在，包括求职方面不利的威胁，这会迫使许多美国青年一旦征召便会去服役，甚至在他们清楚，若他们拒绝服役，也不会入狱时，他们也还是会去服役。然而我认为，较之任何事态下都会进行抵制的人数，这并不至于超出许多。